 |
 |
|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中山,一对手牵手的同性恋者。本报记者韩涛摄
北京，位于二环附近的一套复式楼内，灯光是橘黄色的，一对年轻的Gay（男同性恋者）刚刚在这里举办了婚礼，宾客的祝福还贴在墙上。来自美国的两位市长赶来参加庆典。西好莱坞市市长JohnDuran带去了他相恋九年的男友，他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John拍着男友的肩膀说，“九年以来，我们有时候吵架，有时候争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同意对方，但是我们的爱让我们每天在一起。”他希望今晚的新人也能相伴到永远。
不过，除了追求自身幸福、平等（比如同性婚姻）的权利，中国同性恋社群组织化也日益明显，并且将成为此后的主题。
据社会学家李银河推测，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万-4800万，“互联网把他们推到现实中并组织起来，”中国知名的同性恋网站爱白网负责人冰蓝说，“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而艾滋病干预专家、马丁奖得主张北川教授介绍说，“现实中，同性恋社群组织数量也非常庞大。打着艾滋病防治旗号做事的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就有300多家”。20年前，他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今年7月，张北川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全国100多个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碰头，性情高涨，并商议成立一个制度化的联盟，“用来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协调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锐化的矛盾。”
“这是中国同性恋社群从匿名的虚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进程，”张北川说，编织于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网络已经浮现。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清楚中国同性恋社群发展历史的人士来说，则有了一份担忧。
启蒙时代的地下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点”的活动星罗棋布。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
“中国同性恋的社群形态始于‘文革’。一切正常的伦理秩序破坏了，熟人之间不可信任，转而到陌生人中间去，于是同性恋者们开始寻找新的隐秘活动出口———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等。随着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种类型的户外场所，很快成为约定俗成的同性性活动基地，俗称为‘点’。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点’的活动便星罗棋布了。”
58岁的童戈坐在家中，描述他所在的城市天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条长达10多公里的同性恋者聚会线路，他说，“沿着海河两边，从下游的刘庄浮桥一直溯游而上，到上游的金刚公园，两边所有的公厕和在延伸线以外的公厕、公园都是他们的聚集点。”
童戈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早期，他以“童戈”为笔名写同性恋小说。2004年之后，因为不想做“被人研究的小白鼠”，转而研究“自己”。当两本厚厚的专著《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和《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出版后，他成了同性恋社群的专家学者。
他观察到，当时在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域，“点”的分布已非常密集，成为城市中同性性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北京为例：从北京站出发，再往前———崇文门三角地，再往前———台基厂，再往前———贵宾楼，再往前———南十字，再往前———到了天安门，其东西两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正是著名的“东宫西宫”（因一部由王小波编剧，张元执导的同名同性恋题材影片而出名）。然而路线并不到此为止，直拐往前走，前门过去，还有一个大花坛。这方圆一公里内，到处可觅同性恋的聚会场所。
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80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归属“流氓罪”。而此时，经历过“文革”的一些知识青年重新走入学界后，试图用科学的角度探索社会问题。
1989年，国内发生了几件事情：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中国20000人的性文明调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在北京，从美国回来后的李银河把“性别和性”作为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好奇心，继而与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王小波合作开始了对同性恋的调查；在青岛，40岁的皮肤科大夫张北川也开始了《同性爱》的写作。
这些表面看似孤立的事情，都不约而同指向一个方向———同性恋。
隐蔽“同志”破茧见光
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建立，一张面向全国同性恋者之间的网络始见雏形
与两位社会学家不同，张北川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是因为一个人的遭遇。按照他的说法，1988年，他在医学院的启蒙老师因同性恋身份暴露，招来诸多批判。当日他目睹了“这位优秀的老教授在楼顶上嚎啕大哭，一度想跳楼自杀后”，决定用科学寻找答案。1994年出版的《同性爱》则奠定了中国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基础。
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张北川位于青岛黄台路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老教授———秦士德先生。秦教授已经70多岁了，他的同性伴侣也在4年前去世，往事重提，老人倒是十分豁达和从容。一位记者问道，“秦老师，你一生过得幸福吗？”他回答说，“我是幸福的，我的一生是按着我的意愿生活。”
然而，在1997年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同性恋者敢站出来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当年夏天，几个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中国和外国男女同性恋者开会讨论建立了“BP机同志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它的作用就是告诉隐蔽中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98年，热线号码在广州《希望》杂志上公布之后，一张面向全国同性恋者之间的网络始见雏形。
而张北川创办的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也开始运作，并于第二年年初正式发行。从最初的几千册到如今的近2万册，涵盖了全国53个城市的同性恋者人群、2000多个个人、部分学者和媒体。这为日后形成的数量庞杂的志愿者小组夯实了基础。
这一年，大洋彼岸的英国银行家马丁·哥顿开始对张北川捐赠。而当时这位皮肤科大夫却战战兢兢将钱存起来，不敢动用一分一毫。直到2002年，他用这些钱，资助全国各省会城市有“公益心、愿意干事的Gay”成立了15个志愿者小组。在中国同性恋社群中，这也是比较认可的早期的同性社区网络。
“实际上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是功不可没的，”张北川说，“这个人叫陈秉中，是原中国健康研究所的所长，原来是卫生部的一个副司长，他挑起了一杆旗。”
翻阅历史，陈秉中也是被现在社会所忘却的一个人。1992年11月22日下午，他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在体制内，这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举动。
1993年，在他主编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陈秉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同性恋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章，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有关同性恋人权的保障问题。
文章发表后，当年8月20日，59岁的陈秉中接到了卫生部下达的退休决定书。紧接着，中国健康研究所又接到上级命令，向全国各地发函紧急回收刊登“同性恋”文章的第8期杂志。
在陈秉中离开岗位的第二天，他“最重要”的下属———万延海也被勒令搬离宿舍。这位年轻的体制内的医生，离开之后，在磕磕碰碰中，创办了北京爱知行项目。并利用从媒体朋友那里得来的信息，做成简报，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同性恋聚集地分发，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同性恋志愿者网络。
第二年，当张北川的专著《同性爱》出版后，他们碰头了，万延海感慨说，如果这本书早一年出来该多好啊。因为在当时，他们还找不到同性恋的理论依据。
“这也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同性恋话题还是个禁区，”现在的万延海，已经是中国同性恋社区里的知名人物。由他创办的北京爱知行项目，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和张北川的《朋友通信》项目，相互辉映，一直是中国同性恋运动中的中坚力量。顺着这两股力量，其间蔓延了中国早期更多的同性恋志愿者小组。
而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和志愿者小组的兴起，他们之间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龃龉的乱局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