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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他觉得是因为严打，为了凑人数把他凑进去的。“澡堂里对面的小伙子似笑非笑地看我，还老拿脚踹我。我想可能是同志，就跟他凑近乎，没想到他是警察，噌地一下站起来了，大喊了一句‘你表演得够充分的！"他回忆，“这就是故意的，诱发我犯罪，对不对。”
与两年劳教一起判下的是取消城市户口。学校也不愿接纳他，说，你能自己找工作最好，你上岗我们也跟着倒霉。1986年最后一次从狱中出来以后，他没再回去报到，彻底失去了与学校的联系。
1988年，台湾作家白先勇描写同性恋的小说《孽子》在大陆出版发行，老巴黎从头读到了尾。小说第一章开头写，“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白先勇笔下，这个“王国”是原始的、隐秘的，没有规则、没有保护，只有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流亡，像极了20世纪80年代老巴黎的生活。在那段日子里，他与异性恋的世界也似隔着一堵厚重的墙，而墙的这一头，是漫长的寒冷冬夜。
捅破那层窗户纸
出狱之后，老巴黎回了一趟“娘家”。他注意到一个微妙的变化：公园里开始有人主动跟他搭讪了。
“同志”这个词也是那时候在公园里学来的。每天来聚会的人里有些出国回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他们一宣传，大家就传开来。公园不再只是一个同性恋在夜晚偷偷地、沉默地约会的场所，经常老巴黎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有中年男人走过来问，“你是同志吗？”，他一笑，对方就明白了，坐下来开始聊家常。到后来，路过遛狗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同志”是怎么回事。
这个变化让他感觉到，社会好像慢慢开始接受他们了。
过程注定是缓慢的。1997年国家修订《刑法》、废除可对同性恋判刑的流氓罪后，法律对于同性恋现象的态度进入了漫长的空白与沉默期。既没有合法化的承认，也没有反对的迹象，同志群体对社会权利的争取在政府谨慎、模糊的态度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社会学家李银河向《博客天下》回忆，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邀请她和男同志导演崔子恩、女同志画家石头三人到演播室探讨对同性恋的认识。
这档45分钟的访谈节目首次打破了中国电视媒体此前对同性恋一贯的失语状态。用主持人马东的话说，公开谈论同性恋就像“捅破一层窗户纸”，而他认为，“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环境里，不应该有任何事情，明明客观存在，大家却有意视而不见。”
李银河对这个节目印象深刻。“我们做了这个首播播出来以后，重播就给叫停了，可能当时还是挺严厉的。”
“当时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究竟有没有同性恋，”老巴黎说，“但政府都不表态、不说话、不敢承认国家有这样一个群体。尽管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他们只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
来自官方的第一支信号在2004年12月1日发出。公益团体“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广州同志阿强对《博客天下》回忆，那天卫生部发布了一组数据，指出中国男同性恋者的数量是500万到1000万，意味着在中国处于性活跃期内（15岁至60岁）的男性中，每100人中有2到4个人是男同性恋。
“早期（政府）会觉得同性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生活的产物，都是从国外学来的。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是有同性恋的。”阿强说，这被他认为是一个里程碑。
另一个里程碑在2000年8月，国家修改《婚姻法》前夕，包括李银河在内的十几位法学家、社会学家在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碰了一次头。那是李银河第一次觉得，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有机会了。
“开始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提出来了，”她对《博客天下》说，“记得当时社会学界的基本都是跟我是同一个意见，但是有婚姻法专家当时就说，‘太早了，咱们中国干吗带这个头啊’，给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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