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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男同性恋“老巴黎”回忆，那个年代的中国对“这种人”并不友好。邻居背地里叫他“流氓”、“人妖”，更难听的词也有。母亲死前也没能原谅他。“我想摸摸她的手，结果她把手推开，说，‘我争多大的脸，你给我现多大的眼。"他眼圈发红、哽咽着说，“母亲哭了，我也哭了。挺难受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每个天气好的周末，75岁的男同志“老巴黎”都会从西单大秤钩胡同出门，坐上22路公共汽车，晃荡将近一个小时到海淀牡丹园公园。那里是北京目前最大的同性恋者聚集地。
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30多年。
对他而言，去牡丹园逛一圈“就跟回娘家似的”，是件每周不能缺席的事。年轻时走动得还更频繁些，如今腿脚已不那么利落，“上公交车的时候总磕磕碰碰的，原来一蹦就上去，现在扶着咬牙都上不去。”他把裤脚挽起来，指着自己膝盖上的几块淤青告诉《博客天下》。
老巴黎在牡丹园同志圈里算元老，每次去大家都围上来叫他“姥姥”。他喜欢这个称呼：“从小我就觉得，我一定是投错了胎，所以才男儿身、女儿心。跟女孩玩在一起，跳皮筋、织毛衣什么的都行，但心里喜欢的是男孩。”
小学四年级，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的男班长，两人一块儿做作业，躺在炕上，老巴黎就亲他抱他。母亲发现了，给了他一顿毒打，他羞得抬不起头来，好几年再也不敢接近男同学。
“也觉得自己挺怪的，是不是怪胎啊？”他说。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老实保守的母亲特别不理解，偶尔忍不住对着他埋怨，我是不是缺了八辈子德，生了你这么个怪东西。
老巴黎的初恋在16岁，对方是中专学校同寝室的男孩老六。班里同学都知道，也不太避讳，就对着他“六嫂、六嫂”地喊。
“感觉是比较纯的，就愿意做他的女人，那种想法。”他说。
老巴黎的老照片
母亲死前也没能原谅他。“我想摸摸她的手，结果她把手推开，说，‘我争多大的脸，你给我现多大的眼。"他眼圈发红、哽咽着说，“母亲哭了，我也哭了。挺难受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那个年代的中国对“这种人”并不友好。邻居背地里叫他“流氓”、“人妖”，更难听的词也有。
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说这是病，却都讲不出具体的词来解释。“当时我们家隔壁住了个妓女，”老巴黎扬了扬下巴示意房间南面一扇被报纸糊起来的暗红木门，“就住在那里头。她什么都懂，直接跟我妈说，你孩子是个‘二胰子’，意思就是半男半女呗。她说，给检查检查，可能是生理上的毛病。”
“流氓”是彼时公众对同性恋的普遍解读。从事同性恋研究工作25年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张北川告诉《博客天下》，“同性恋”作为性教育学术词汇在1925年传入中国，当时的翻译是“同性爱”，传播范围非常窄。人们对同性恋知之甚少，大多数情况下仍引用明清禁断小说中的“断袖”、“分桃”、“鸡奸”来形容这种同性间性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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