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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满街贴出了关于男男或女女在东单、西单、牡丹园几个公园偷偷聚会的大字报，老巴黎才知道，他们“这种人”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称呼：同性恋。
老巴黎第一次去牡丹园，是同志朋友介绍的。通常在晚上天黑之后，广场边、树荫里窸窸窣窣地聚集起一小堆一小堆的人。在那里区分“自己人”很容易，昏暗的灯光下男人成双成对地在角落坐着，也有还没找到伴的，用眼神四处打量张望。
也没有什么暗号，但轻而易举就能发现同类，“其他人走过去的时候都好好走路，同志满处寻摸，见谁盯谁。遇上了根本不敢说话，就是使眼色，离开那儿。”
这个完全依靠口口相传的聚会点，从起初每天晚上四五十个人，到最火的时候，1989年前后，一晚上能聚集二三百的男同志。
导演张元1995年拍摄的电影《东宫西宫》里也描述了90年代初期，警察在北京同志常聚集的天安门东西两侧公厕蹲点抓人的场景。老巴黎记忆中，警察和同志就像捉迷藏，同志不敢张扬，肩并着肩慢慢走，便衣警察远远地在马路对面悄悄跟着，等待抓“现行”的机会。
“去公园的0比较多（0指男同性恋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相应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称为1），大家都姐姐妹妹相称，”老巴黎说，感觉找到了组织，“原来跟小偷似的，偷偷摸摸的，就以为自己是犯罪，现在觉得，还有这么多人呢，不光我一个，慢慢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群。”
寒冬
“小时候遭遇‘文革’，经常看大街小巷贴着枪毙人的名单，前面是‘现行反革命’，最后总会有一两个鸡奸犯。”公开支持同性恋的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那也是许多老一辈人对同性恋的最早记忆。民国后期，鸡奸罪、流氓罪的出现将同性恋活动推到牢狱边缘。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9年《刑法》颁布，流氓罪正式确定下来。尽管条款内容未提及同性恋，但部分地方司法部门仍依据原文中“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拘捕同性恋者。
“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中国在（同性恋定罪）这方面，是很模糊的现象。”张北川说，“流氓罪是个框，可能在街上、公交车上调戏妇女是流氓罪，那么（男人）不断地和男人乱搞，这也是流氓罪。要是碰见严打的时候，还能进去个一两年。”
老巴黎对“进去个一两年”深有体会：“头一年半，别说吃肉，连个肉皮子都没见过。那生活苦极了，整天是白菜游泳，”他回忆劳改的生活，“这个白菜汤，有两块白菜叶就觉得太幸福了。”
1977年到1986年的9年里，他有3次、共7年时间因为流氓罪接受劳动改造，在北京大兴礼花场扛洋灰。
“一百斤一袋，从这儿抬到咱们刚进胡同门那儿，”他比划了一个表示距离的手势，“下午再给背回来，就这么折腾，强制你劳动。”
初次被调查是因为揭发检举。当时他是北京110中学的语文教师，学校领导特别重视，西城分局还找来了警察，给他办了四五次学习班，一对一训话，逼他承认“流氓”行为。他觉得没凭没据，抗拒了几次，最终还是因为“思想意识差”、“鸡奸嫌疑”被判定强制劳动。
那是老巴黎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同志身份入狱。
和他一起劳改的一百多个“坏分子”中，大概有两三个是同志。“那个时候在警察局，也没人说你是同性恋，就说你是流氓犯罪，冠冕堂皇的。”
1980年出狱后回到学校，他从班主任降到了后勤，每天穿着社工服，在楼道里打扫卫生。他对这种不顾事实凭证的抓捕感到绝望，觉得特别冤得慌。
改革开放后，性在中国逐渐被打开，同性恋迎来自我觉醒、从地下走到地上的时代。在老巴黎身边，那个年代因为同性恋而入狱、丢掉工作甚至自杀的例子并不罕见，被逮捕的地点多半是同志圈内默认的搭讪场所：公共澡堂、公厕和夜晚公园的小树林。
1982年，老巴黎在澡堂里第二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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