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不在网络寻找爱情，很可能孤独到老——第一次读到“勇敢的同志”在《警惕网络渔场的伤害》里的这句话时，着实被震了一下。同性恋作为一种以“性取向”存在的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居然在从《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精神疾病名单中被剔除的第八个年头，同性恋人群仍然面临如此尴尬，这不得不令人深度反思：明星的几幅艳照、几个噱头，主播的一个哈欠、一次补妆，都能“一门又一门”，同性恋人群作为“人”的存在，“门”在哪里？网络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同性恋的黑洞，这个黑洞里何时才有一盏灯？

毋庸置疑，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环境问题，同样是民生问题。我们的立法、政策可以在不同层面体现消除性别歧视、追求男女平等、构建两性和谐的性别倾斜政策（严格考量起来是违宪的，但实际效果却很好），为什么在涉及同性恋的问题上却如此裹足不前？哪怕是实际作用不是特别强的官方引导，都会给予同性恋人群莫大的信心和安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行为的合法性、“性取向”的可操作性，是这个群体最起码的民生要求。

无论官方态度怎样，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和社会现象是已然存在的。但没有科学、合理的引导，这种本来应该呈现明亮色泽的社会存在逐渐蒙上了灰色——所有社会问题，一旦呈现灰色，罪恶、丑陋便会开始潜滋漫长。这八年，也是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八年——从现实中找不到存在感的同性恋人群一头扎进网络虚拟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迟早会形成爆发性社会事件的——网络，只是把同性恋这个本应该由政府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暂时缓解了，但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同性恋问题是典型的社会问题，作为学者的研究路径应该是田野考察式的而非书斋规划式、学院探究式的。但中国学者习惯了那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设计研讨、模型推演的“科研方式”，不愿意做那些长线的基于同性恋群体生存状态的采样、提炼、统计。无论是李银河的《同性恋婚姻提案》还是复旦大学的公选课《同性恋研究》，都没有涉及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状态——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存在，再高层的理论探讨都是空洞的、无用的——何况，现在学术界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学术研究，仅仅停留在学术概念、结构上的敲敲打打。
网络的发展，其实在社会调查手段上给学者们研究同性恋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毕竟是一个明暗难分的群体）——但能否将这种便利变成有利，取决于学者的学术立足点。但学者的功利心使得他们只关注有影响力的、足以扩大自己影响的人物、事件，没有经过社会认知、价值评判层面的阶段性解构，更没有把自身社会阶层以外的相关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没有立足于本土进行可行性分析和有步骤的研究，而是一味借用西方的某些行为方式在进行行为艺术式的渲染；简单、草率地把持着同性恋人群的情感走势，或者说只关注了同性恋人群的精神存在，而忽略（抑或是无视）同性恋人群的肉体存在。网络，反倒成了所谓同性恋研究者进行一场场学术大忽悠的平台。

网络的力量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糊了网民与公民的界限——对于同性恋人群而言，网络是一个非常具有欺骗性的黑洞。所谓爱情、理解、包容，都有可能在手指离开键盘、鼠标的一刹那消失得无影无踪。借助网络不断滋长蔓延的419与mb现象，给同性恋者或许曾经带来过愉悦，但最终是深度的心理创伤。我们都能在填写网络调查问卷的时候，装出一副气度非凡、新潮时尚的样子来，但如果对面就坐着一位同性恋者，或身边经常有几位同性恋者游走，那些所谓理解、包容还是否会存在？走进了网络黑洞的同性恋者，究竟在同性恋群体中占多大比例？同性恋群体，他们的生存空间应该是一个比网络更为丰富、精彩的现实世界。

稍微留意一下网络世界里的同性恋人群，大多消极、颓废，很少有如“勇敢的同志”这样能做深刻群体反省的，更别谈积极、健康地认识自己了——喧嚣、炒作、作秀的大有人在。应该说，在中国这么一个宗教力量不足以影响到同性恋群体生存的国度，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环境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不用像在许多西方国家里那样去和宗教势力作殊死搏斗。但事实上，除了前面所述的诸多因素外，中国同性恋人群过于依赖、迷恋网络，而忽略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是一个任其滋长了将近十年的毒瘤。网络，降低了同性恋的成本，也消解了同性恋的自我觉醒意识。而非同性恋人群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同性恋群体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基于“同性恋性骚扰恐慌情绪”的影响。那种基于道德意义上的坚决反对是站不住脚的，也在逐渐失声。

网络对于中国同性恋人群而言，是一个深不见尽头的黑洞，这黑洞里偶尔也会有灯火闪烁，将死一般的沉寂打破。但要小心的是：黑暗中的灯火未见得全是希望之火，或许，那是带着你走向冥府的鬼火。只有地平线上逐渐升腾的，才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