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4月25日，法迪和萨米离开伊拉克，飞往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区。法迪一直梦想着能到这个城市一游，没想到居然因为逃亡实现心愿。两人通过了移民局的审查，出口处有事先安排好的人在等着他们。那天晚上，法迪跑到该市一个同性恋夜总会，又喝酒又跳舞，为能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疯狂。人生第一次，他清晨在某个异性伴侣身边醒来。
今年夏天，我去了法迪和萨米转移到的那个城市，在朗和穆奈的帮助下逃过来的26个男人中有23人住在那儿（努里和另外一个人去了一个欧洲国家，还有一位住在一个中东国家）。法迪很快适应了新生活，在一家餐馆找到了搬运的活儿。萨米暂时还没找到工作。两人都为能否真正独立谋生而担心，害怕在这里住不长久，害怕当地警方会逮捕他们，把他们送回伊拉克。事实上一些人已经被当地警方抓住，其中一个因为当街向男人示好被痛打一顿。他们住在四壁空空的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和生活设备。所有人都希望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或美国能够把他们作为永久难民接纳下来。但是他们也知道，身为几乎不会说英语的伊拉克同性恋者，在远离家乡，与几乎所有亲人分离的情况下，在悉尼、多伦多、斯德哥尔摩或纽约这样的地方谋生，谈何容易。和大部分难民不一样，伊拉克同性恋者在新的国家无法依靠同胞的帮助。他们相信，即使是在接纳同性恋文化的国家，那些非同性恋同胞也会对他们充满敌意。他们认为无论到了哪儿都不会安全。
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的。大约一年半前，一个名叫穆亚德的伊拉克年轻医生逃离家乡，因为一个亲戚告诉他，他的舅舅们正打算把他杀掉，以洗刷同性恋外甥给整个家族带来的污名。穆亚德逃到了另一个国家，在某家医院找到了工作，一天却在医院里看见了他的舅舅们。显然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从伊拉克赶过来杀他。于是他再一次逃跑。在朗的帮助下，他现在正设法在某个西方国家寻求难民庇护。
有时候，这种绝望会演变成怒气，反过来发泄到那些救了他们的人身上。我到访后的一天，这些伊拉克同性恋者和“人权组织”的人员开了个会。我没有资格与会，但后来得知，会议气氛十分紧张，特别是义工告诉同性恋者将削减他们的生活费将会削减，让他们更努力地找工作的时候。我到访的后期，朗也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多亏了他才得以活命。但是我看到他必须面对这些人的怒火，安抚他们。“我决定回伊拉克，”一名年轻人对他说。他怒气冲冲，说自己已经被当地警察查了两次。他不得不睡在地上，连张床都没有。他说当初得到的许诺是来到后尽快与瑞典大使馆会面。“我认为我被骗了。”
“工作是很难做的，”朗告诉这名男子，但是保证说他“很快”就会被转移至第三国，到时就能与家里通话了。男子收回了要回伊拉克的威胁。可能他相信了朗的话，也可能是他意识到，回去等于自杀。
所有逃亡者都十分脆弱。到访后第二天，我见到了20多岁的穆卡拉德。他本是巴格达一家快递公司的司机，迄今为止只有一段同性恋情。对方名叫阿里，高中时两人相识。阿里比穆卡拉德小一岁。他们住在同一个社区，人们以为他们只是好友。
4月的一天，武装分子冲进阿里的家，把他打死了。阿里的卧室里有两人的亲密照片和其他个人资料，足以把暴徒引到穆卡拉德这里。接下来的两个半月内，穆卡拉德住在不同朋友的家里，有时甚至睡在公园里。他体重骤减20磅，黑发变得斑白。他担心有人在跟踪他，要杀他。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拉沙的女人打通了他的电话。她说自己从一个同性恋者那里得知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问他是否需要帮助。7月3日，穆卡拉德离开巴格达，转移到伊拉克一个安全的城市，然后又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