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的“男同性恋酒吧”本该在“世界艾滋病日”的今天正式开业，可是在社会道德大棒的威吓下终究流产了，何时开业成为一个未知数。为何这个本意预防艾滋病传播的酒吧在媒体曝光后遭受到了如此大的压力，是我们反应过度还是他们理应遭受如此待遇？  

　　在中国，同性恋是一个灰暗的话题，几乎没有人愿意直接去面对，这个客观存在的群体在道德大棒的威吓下更多的选择在“阴暗中发霉”。而伴随着中国艾滋病例的增加，更多人把原因归咎给这个不愿申诉的群体。

　　11月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了云南大理将开设“男同性恋酒吧”，这个本意通过一个公开的平台预防艾滋病传播的酒吧立即站在了舆论的风头浪尖，酒吧的志愿者更是遭受邻里左右的嘲笑。有甚者指责这是借预防艾滋公开鼓励“淫乱”。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这个酒吧无奈的未开业便停业。中国古老的伦理道德又一次获胜，但这并不能阻止艾滋病感染人群的增多。

　　数据显示，从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中国境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年的10月31日，中国已经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2323例，报告死亡病例49845例。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显示：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5%。同性恋成为艾滋病舞台上的焦点。

　　针对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的上升，很多国家开展“同伴教育”预防同性恋之间的艾滋病传播，结果显示，“同伴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的降低其HIV感染率。而我国卫生部门1991年为预防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传播，也开始推行“同伴教育”，“同性恋酒吧”也相继出现。然而，由于社会的歧视误解，“同伴教育”在我国举步维艰。

　　2004年，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中国有500万到1000万男同性恋者，而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比较保守。但上千万的同性恋并没有唤起大众的包容之心，很多人选择性的忽视这个群体的存在。可既然这个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又是如此的庞大，为何要把他们排除在我们的道德体制之外呢？大众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权利逼迫他们也应该如此，他们拥有自己的选择权，更何况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对公共秩序造成冲击，并没有损害第三方的利益，那么我们这些自诩是正常人的人有什么权利剥夺他们的权利呢？

　　中国自古讲究包容之心，对于长期被中国道德指责的同性恋群体，我们要做的不是审判责备他们，而是应该学会理解，给与他们宽容，让他们从我们的“禁区”走出来，才能更好的预防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