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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群交往的频繁，几乎所有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几率都较以前为大。不正是由于人群的迁徙和商业活动的加速，才导致历史上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鼠疫爆发吗？难道我们要因此而谴责一切人类活动吗？事实上，只要社会在变化，人的活动在变化，交往行为在变化，传染病以及一切疾病就会发生变化。艾滋病不过是一个有些特殊而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的例子而已。因此，艾滋病从来就不应该单纯的归罪于任何人或活动，它的确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但谴责和道德指控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话分两头说。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之一，之所以会在这个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感染率，与许多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正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同性恋的污名和歧视，导致很多同志处于极其负面的心理状况中。心理学和社会学诸多研究均证明，在这样的心态和社会生存状态下，个人很容易忽略自身的健康。同时，由于缺乏发展正常情感关系所必须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大量的同志只能在一种匆忙和隐蔽的场景下交往。此种状况下的性，很难是有备而来和注意安全的。讨论“为什么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居高不下”，不能忽略这些原因。当不少人在将整个社会的艾滋病问题肇因归结于同志时，更应该反思一下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把艾滋病归因于社会中某一类或几类少数群体，采用漠视、歧视或加以污名对待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其本身更是疾病在主流群体中大规模流行的催化剂。例如，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在美国男同志中流行，直到1995年为止，大多数美国异性恋白人男性都还坚信艾滋病是个“同性恋疾病”，认为艾滋病与身为异性恋的自己没有关系。这种观念盛行的后果，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异性恋美国男性中的艾滋病发病率逐渐上升。
此外，不少人认为，男同性恋人群中存在的“混乱”的性关系是艾滋病的根本原因，并进而认为同志们应该为这一“不道德”的原因而负责。
那么，“多性伴”是否又应该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呢？这又是一个应该两说的议题。社会学和行为学调查的结论的确支持一点：多性伴的确是男同性恋群体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过这也并非男同性恋群体的专利，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潘绥明教授的研究，在“主流”的异性恋群体中，近年来有多性伴行为的人数也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至于多性伴本身是否应该成为道德评判的负面对象，就要用到一条基本的评判标准。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大多数伦理学家和社会学者都公认一点：道德的底线应该是“对他人无伤害”。如果是成年人之间在相互自愿的前提下的性关系，并且不涉及对第三人的感情和/或关系伤害，应该说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多性伴都不应该再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当然，从风险的角度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多性伴都会增加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风险。所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依然转化为如何促进人们提高风险意识，善用保护措施，避免感染。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来自家庭的压力等等，使得不少同志难以维持一种固定的一对一情感和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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