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针具试验和娱乐场所推广安全套运动一样，一经披露，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这是对不法行为的“纵容”和“鼓励”。

我们相信，有关部门在进行这项试点之前一定考虑到了这种指责，他们实际上面临着两难选择，一面是舆论和道德压力，另一面是艾滋病毒的现实威胁。是“价值观念至上”，还是“问题解决优先”？在这里，有关部门选择了务实的后者。

这种选择在中国十几年“防艾”历程中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在此之前，中国对艾滋病一直比较“低调”，使用的是符合传统价值观念的方法，对吸毒者、卖淫者单纯地使用“打压”政策，但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有限。而安全套、清洁针具的推广试点，表明了中国“防艾”政策正在悄然中进行重大调整。

我们同意大多数专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转变与中国日益严峻的艾滋病防治形势有关；同时，他们更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艾滋政治”上采取了正确的取向。

一般说来，在有效药物出现之前，一个国家的政治策略和政府干预行为是防治艾滋病最重要的因素；而受到艾滋病影响的个人、不同群体和社会文化，在政治层面上应对艾滋病流行时的反应，被称作“艾滋政治”。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艾滋政治的状况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艾滋病防治的成果。

在此问题上，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了适当的政治策略，泰国大力推广安全套的使用，澳大利亚则为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这些措施在初始阶段都遭到了猛烈抨击，但事后证明，它们是有效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现，大凡一个艾滋病防治失效的地区，一般都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即：不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可能成为问题；不愿帮助有危险行为的人避免感染；倾向于使用道德方面的对策；迫于压力把费用主要花在治疗上，而不是预防上。

对于中国而言，艾滋病流行的早期，典型思维是“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艾滋病被“泛政治化”。用张北川教授的话说就是，强调艾滋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把控制艾滋病的希望寄托于对高危行为的道德批判和法律惩处。

艾滋政治在中国还很独特地折射出一些“特点”：“有的官员想把这事捂住”，一些“地方官员只想着怎样不使艾滋病问题在其任内暴露出来”，有的地方“拒绝媒体报道，甚至拒绝专家入驻调查”。

捂住不等于没有。1990年代中期后，艾滋病在中国进入快速增长期，单靠传统手段已无法抵御艾滋病流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警告说，中国“能用于遏制这种致死性传染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据一位卫生部的专家介绍，对艾滋病防治，目前在中央层面上下了很大决心，难点就在地方上的不平衡。

必须看到，国务院《行动计划》中要求的推广安全套、清洁针具等措施，是在现实威胁大于道德压力下作出的务实选择，也被国际公认为有效，问题在于一些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

可以说，对艾滋病而言，“不作为”等于置人民的生命安危于不顾，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我们赞赏向吸毒人员提供清洁针具这项试点工作，也希望这一试点能在更多地方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