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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02、我每年都跟我的「大舅子」回江苏老家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没有跟家人出柜，但我们却会每年一起回我的江苏老家。
其实我很早就和爸妈出柜了，当时真的很难。父母的不理解，震惊，哭闹，甚至是断绝关系的威胁都经历过。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眼泪变少了，理解变多了。我开始试探性地问他们，我可以带Timo回来吗？我妈说，「你确定你改不了了是吗？改不了的话那就只好接受了，但你不能告诉其他亲戚。」
在后面的三年里，我实际上是在努力「帮爸妈出柜」。
逢年过节，我会跟亲戚介绍说，Timo是我女朋友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子」，亲人们竟然也信了。于是，我每年都带我的「大舅子」回家，从来没见过我的「女朋友」，但我的亲戚们也都很喜欢Timo。
直到三年后，我先后跟我表妹、小姑等亲人介绍我们的真正关系时，大家都说「早就猜到了」。
2016年时，我们很幸运地在中国的福利院，以「单身领养」的方式领养到了当时一岁半的宝宝「安安」。意外的是，我们在2017年发现安安有听力障碍，而安装「人工耳蜗」的治疗费用在国内高达百万元。考虑到一家人更好的生活，我们回到芬兰，让安安获得了芬兰的医疗福利，免费接受了治疗。
而且在芬兰，法律认可的同性伴侣可以在家庭内部领养伴侣的孩子。因此，Timo将不再是安安「法律上的陌生人」，能够成为被法律认可的「父亲」，担起他作为家中父亲的责任。
很幸运，安安的术后恢复良好，幼儿园也有专门的老师给予他更多的帮助，为他提供额外的语言辅导和手语辅导。
03、我的儿子是证婚人
在几天前，我们跟安安说，他的两个爸爸想要结婚，想邀请他做证婚人。他问什么是结婚，我就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要和他结婚。」他似懂非懂地说，那他也要结婚。
今年是我们注册登记伴侣关系10周年，想着可以登记一下婚姻关系，再稍微庆祝一下。可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把计划从简了。简单到婚礼只有我、Timo和安安三个人。
我们的婚礼仪式在Timo父母的墓前。我们把手机放在了墓碑上，没有排练，也没有让安安练习。当时，安安手里拿着小纸条，特别正经的样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Iskä(芬兰语的父亲)，你愿意和我超好的爸爸结婚吗？- 爸爸，你愿意和我有趣的Iskä结婚吗？」
安安手里拿着小纸条，特别正经的样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Iskä(芬兰语的父亲)，你愿意和我超好的爸爸结婚吗？- 爸爸，你愿意和我有趣的Iskä结婚吗？」
其实我们已经是十多年的「老夫老夫」了，虽然那个瞬间是属于我们的，但我和Timo的目光都在安安身上。因为安安的听力障碍，他的语言能力发育得也比较慢，所以他能这么认真，这么顺利地讲出这段话，我们觉得非常不容易，而且非常可爱。
其实他平时读课本也可以读得挺快的，但是在婚礼仪式上，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没有人教他。可能他觉得那是一个庄重的任务，要很认真地完成。
04、突然被老师「请家长」
在我们婚礼后的那个星期，我们突然收到安安幼儿园老师的信息，说让我和Timo两个人去学校办公室一趟，说有事要讲。
我们两个人收到信息后，非常忐忑，因为安安听力的特殊原因，我们非常担心安安是不是遇到了学习上的困难。
于是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学校，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老师竟然很庄重地送给我们一瓶香槟，还附赠了写有「新婚快乐」的祝福贺卡。只见她满眼闪着泪光，跟我说她必须要表达她对我们的祝福。还说，疫情期间不允许拥抱，不然她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安安老师的礼物和祝福贺卡
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是老师看到了安安平板电脑里面的视频。幼儿园为了帮助安安发展语言能力，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台平板电脑，以便老师和家长能够知道安安的生活有哪些趣事，从而促进交流和沟通。而我们在一次日常的沟通中，在平板电脑里随手拷贝了我们拍摄的婚礼视频。
老师说，她看到这条视频时就已经流泪了，觉得十分有爱，认为一定要送给我们一个礼物，表达她对我们家庭的喜欢。
我和Timo都特别暖心，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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