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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
在群里，玉蓉认识了网名叫“相忘江湖”的女孩。这位年轻的前同妻曾用数篇博文完整记录下从新婚23天发现丈夫是同性恋到离婚的过程，她用“希望、失望、绝望”来形容自己的心路历程。
ldquo;发现丈夫出轨的时候，震惊、愤怒和不敢相信，而我的丈夫，出轨的对象居然是--一个男人。那几天里，我的QQ签名是‘因为爱你，所以相信奇迹’。于是，我加倍地对他好。尽管我已经恨不得把生命都给他，在他眼里我还是看到了厌倦。”
ldquo;相忘江湖”从国内某所知名大学硕士毕业后，在一家公司里做职员，认识了前夫。在她的描述里，前夫各方面都很普通，她却来自条件优越的家庭，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的婚姻得到了双方父母的祝福，前夫的母亲尤其疼爱她，认为儿子能找到这样的妻子是他的福气，“但她儿子不这样认为。”
得知真相后，她曾与前夫沟通，试图让对方“回心转意”爱上自己。前夫的态度让她对婚姻仍心存幻想。她深爱前夫，并反复强调，她不反对同性恋，但无法接受婚姻中的欺骗与背叛，“第三者是男人或女人并不重要”。当然，这只代表一部分同妻的心理。另一些妻子却非常在意出现在她们婚姻当中的男性第三者，将此视作她们难以启齿的身份污点。
当“相忘江湖”发现前夫始终与同性情人保持地下关系时，才猛然醒悟。“婚姻本来是你情我愿的，又是人生大事，怎么有人会欺骗呢？”更早前，她曾在天涯论坛上看到过一个叫“同妻部落”的版块，却从没想过跟自己会有任何关系。
ldquo;一个异性恋女性，她怎么会主动去点击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呢？”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说。粉色空间是最早关注内地同妻问题的民间组织之一。2007年，在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组织的一次同志讨论会上，一位同妻的现场发言引起了何小培的注意。“当丈夫拉着她一起听张北川老师的广播节目时，这对来自一线城市的夫妇对于同性恋还没有任何概念，连丈夫都觉得自己与这个无关。”
这位同妻的发言与会议主题格格不入，一度被人打断。“为什么不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呢？”粉色空间致力于关注华人性权利问题，将同妻纳入关注对象后，何小培在网络上发现这个群体数量非常惊人，但仅出现在网上。她们被张北川形容为“无声的在场者”。
信息匮乏让同妻中很大一部分人处于不知情或不愿公开身份的状态里。“我们访问过一个55岁的同妻，她发现丈夫在上同志网，心里还挺高兴，想着丈夫真是革命的好同志啊。她第一次来只是哭，什么话也不说。第二次就说了一些。等到第三次，她笑着过来，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据张北川估计，8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人数约为1600万。张教授对此做了特别解释，“同妻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男同性恋者中的部分双性恋者也会选择婚姻，排除掉这部分人后，狭义上的同妻数量在1000万以上。”
致力于同志研究22年，张北川是国内接触同志数量最多的专家。在过去16年里，他接触过数百位同妻。1995年起，就有一个同妻经常给他打电话，多次去办公室与他交流。在央视的调查节目《以生命的名义》中，这位女性首次以同妻身份出现在电视里。“她的部分最后播出了5分钟，录制过程中，柴静和编导都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她就是2007年那次会上发言的同妻，2008年，她又在一个250人的学术交流会上发言。
2009年，张北川与粉色空间联合发起了首届中国同妻会。他们在青岛找了一个宾馆，以私密的方式召开了这次会议。有同妻因为担心身份暴露甚至戴着墨镜来，直到与其他同妻相遇，在宾馆里聊了整整一夜……
与会者联合署名的“同妻联合声明”里这样写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同性恋者概莫能外……两个性取向迥异的人组成的婚姻，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炸毁现有的一切平静。爆炸的时间也许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在今年出现的一个叫“同妻在行动”的网络小组里，Kathy是来自华东某城的一位同妻。对丈夫产生怀疑后，她通过私家侦探找到了丈夫出轨的行踪和证据。她曾建议丈夫去看心理医生，被拒绝后，她以男人身份进入丈夫常去的同志聊天室，有同志告诉她，“同性恋改不掉，只会越陷越深。”孩子突发重病时，她发现丈夫仍在与同性情人约会。愤怒又绝望的她在网上与丈夫同性情人展开了激烈的骂战，并将丈夫与情人的艳照发布到网络空间。
另一位同妻，25岁的小莫，与丈夫相识11年后结婚。婚后，她遭遇了严重的家暴：牙齿被打落，肋骨被打变形。丈夫殴打她时，公公就在隔壁房间却视若无睹。后来，她才知道丈夫一家早就默认了他的性取向。“为了面子，他爷爷是老师，结婚时风光得很。”小莫提出离婚，家人坚决反对，不得已她向家人说出真相，并到法院提起诉讼。判决后第二天，丈夫就从那个城市消失了。
不幸的家庭有着不同的不幸，“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一位前同妻说。
张北川曾计划发起国内首个针对同妻群体的调查，但困难比想象的大，只能暂时搁浅。“如果仍在婚内，真正站出来做工作的同妻很少，她们只敢在网上说话。”他主张从个案入手，“不能玩名词，这涉及到一千多万人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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