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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死了都没有尊严
早熟些的孩子已经不再关注村里人的目光了。家住运城市新绛县阳王镇辛安村韩红翠偷偷暗恋起班里的某个男生，她直截了当地跑去问刘丽萍，“我们得了这个病，能不能结婚？能不能生孩子？”刘丽萍一怔，一本正经地告诉她，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接着，她又补充，“如果对方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就要提前告诉他们，我们得的这种病。”孩子有些懵懂地点点头，记住了。
另一个被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收治过的男孩也时常跟刘丽萍聊天，他说自己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是网恋。“她和咱们一样吗？”刘丽萍问。男孩说，不一样，接着又问，“是不是不能和不一样的女孩谈恋爱？”刘丽萍告诉他，可以的，但要对人家说明情况。“好痛苦。”男孩敲过来几个字。
“得这病，唯一的好处就是，犯了点儿什么罪，连看守所都不收。”郭小平想起一件至今都觉得好笑的事，“有一回，我们医院接到一个电话，让我们去抓小偷，说小偷是个艾滋病感染者。一群警察把小偷围在中间，没人敢动。找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说他们管不了，警方就通过关系找到我们医院。”
“活着没有尊严，死了也没有尊严。”刘丽萍感叹，“云南的很多感染者告诉我，在他们那儿，因为艾滋病死了的人，火葬后连骨灰盒都没地方放，太可怕了。”
刘丽萍不像大多数HIV感染者那样躲躲闪闪，她承认，自己之所以坦然，和传播途径有关。“感染者这个圈子里，输血的歧视卖血的，卖血的歧视性传播的，异性传播的歧视同性传播的。最可怜的其实是男同性恋感染者，他们受到的是双重歧视，有来自圈子外的，也有圈内的。”
感染者老夏
上海人老夏拒绝透露感染途径，“不是输血得的，别问了。”电话里，老夏的声音顿了顿，“性传播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容不下的。这个病，如果单有性传播一种途径，国家是一定不会管的。”
拍完纪录片《在一起》后，老夏认为自己已经“被导演剥得体无完肤了”。“我答应拍这个片子，是想着能挣点钱。最初说是要打马赛克的，后来导演劝我，说如果感染者都打马赛克，宣传力度不够。剧组里的人都对我那么好，最后，我答应无遮挡了。”
老夏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是在2008年。彼时，正值上海做着一系列艾滋病宣传活动，免费检测HIV，甚至还给50元钱的路费。“说老实话，如果不给那50块钱，我是不会去检测的。”老夏回忆说，测出来的结果是阳性，“那一刻，脑子一片空白，觉得死神明天就要来了，彻底绝望了。”
回到家，老夏跟老婆如实交代，并提醒她也去查查。很快，“上门女婿”老夏被丈母娘赶出家门，老婆自然也跟他离了婚。
丈母娘把老夏被感染的消息传遍了全村，老夏像个见不得光的老鼠，整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不久，朋友告诉他，有寺庙需要人打扫卫生，老夏动心了。管他去哪儿，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就行。
老夏把病情告诉了住持，住持叮嘱他，这事不要说出去，说是怕香客们知道后不来上香。寺庙里的生活乏味而平静，老夏每天工作就是拂尘礼佛。每过一段时间，他会偷偷去市疾控中心拿药，定期检测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重要免疫细胞)。“那段时间很平静，没什么杂念。”
出了清净的寺庙，老夏敏感的神经仍然能嗅到那些不经意的歧视。拍纪录片时，剧组的一个老外剧照师要喝水，司机说，一桶水是猪喝的，一桶是人喝的。老外问，哪桶是猪喝的。司机说，你还是喝猪喝的吧，起码猪不会得艾滋病。老夏在一旁，刚好听到了，“他说的是实话，可我当时就想，原来我连猪都不如，很伤感。”
纪录片拍到一半，老夏离开了剧组。由于之前服的抗病毒药产生了耐药性，老夏的CD4将至50，这意味着他此时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回到上海，老夏换服了二线药。三个月前再测，CD4总算涨到了200。
但寺庙的工作因此丢了。住持担心老夏露了脸，香客们不敢再来上香，劝他离开。老夏去找市疾控中心，主任答应他，帮他在疾控中心找份工作。“最晚到下个月吧，我就会有工作了。”老夏的声音兴奋起来，很快又归于平静，“得了我们这个病，还是听天由命吧。”
“到了2012，我们就都一样了”
《在一起》的片子里，涛涛、老夏和刘丽萍曾经坐在树下闲聊。“你想着我们还能活多少年呢？”刘丽萍随口问了一句。“一年！”涛涛抢先说。“五年。”老夏回答。“不是2012(世界)就没了吗？”涛涛反应很快。刘丽萍大笑，“对，对，2012我们就都一样了，什么HIV不HIV，通通都一样，包饺子了都。”
学心理学的李军说，他接触的很多HIV感染者，听到“2012”都会异常兴奋，觉得如果地球毁灭，他们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这些娃以后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郭小平心里没谱，就连红丝带小学未来的命运如何，在他看来，都是未知数。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专门为艾滋患儿们开的小课堂，到后来，患儿越来越多，“小课堂”升格成了“学校”。
“5年了，学校一直是黑户，没有毕业证就自己发，没有公章就自己盖。”郭小平挺无奈，“到教育局去了好几次，人家说，你这学校够不上聋哑学校，也不是智障学校，国家没有艾滋病学校这个审批标准啊。”
“黑户”意味着没有稳定的经费，没有编制，孩子们不能参加国家统一的考试。几年前，有省领导到红丝带小学参观，正值学校锅炉坏了，孩子们在寒冷的空气中瑟瑟发抖。领导当即要求郭小平，把楼重新建一下，省里给出200万。结果，楼建起来了，200万迟迟没有拨下来。
“眼看着娃们长大了，饭量也越来越大，有的娃一顿能吃5个馍。光吃，就能把人吃穷了。”郭小平笑得有些尴尬，“但这种事总得有人做吧，别人不做，只能我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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