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性工作者生存安全调查：遭侵害后极少报警

她们是边缘中的边缘，弱者中的弱者，时刻被危险包围，遭受暴力袭击后极少报警，破案困难重重。 　　 “色字头上一把刀”
　　自2007年年初，南方周末记者对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状态的调查，在辽宁、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展开。此间，各地“小姐”被杀、被强奸的消息以每周1—2次的频率继续见诸媒体，鲜有中断。
　　来自多个研究者和NGO的调查同样证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胁。比如红尘网——一个专门关注边缘女性的网站，2005年，网站管理员、妓女瑶瑶在深圳遇害。从2007年1月至今，该网收集到的性工作者被杀死、强奸的案例约200起。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赵军开始了一项新的调研——在一个中部中等城市，和一个沿海大型城市，针对以性工作者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进行犯罪学、刑法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
　　“对于她们，首先是谋生、吃饭，然后才是小心不要被打被杀；预防艾滋病性病，那都是更靠后的事情。”性学家、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说。潘绥铭介绍，近年北京未破命案中，40％的被害者是性工作者。
　　在公安部门正式的案件统计中，还不曾有“性工作者被害案”这样一个专门的类别。无论对于南方周末，还是其他研究者，对这个隐蔽的灰色人群的调查，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数十名性工作者的直接访谈、上百个公开报道案例的统计分析之后，“小姐”安全状况的一副概貌展现出来——

　　被杀害、被强奸、被抢劫，是底层小姐们随时面临的危险。
　　时间——80％以上的案件发生在凌晨，这是她们“交易”最活跃的“工作时间”。
　　地点——最多见的是城市出租屋、小旅社，和碰巧人去屋空的发廊。而城中村则是最危险的地方。在中国的大型城市，钉子一样的城中村不少于5000个。
　　在华南某市的一个城中村，本报记者曾目击上千警察拉成三层大网、打击卖淫嫖娼的壮观景象。行动结束不到3天，一切照旧。在广州市的杨箕村，警方一度悬挂着这样的标语：“色字头上一把刀，小心被骗入出租房劫财！”
　　这是“树叶”的另一面——“小姐”伙同他人有预谋地对“客人”实施犯罪侵害，同样不绝于耳。地下性交易，对于小姐和客人双方来说，都可能意味着谋财甚至害命的陷阱。

　　“穷杀穷”与“黑吃黄”
　　赵军的研究正在开始系统呈现此类犯罪的特征。他的调查不但包括案卷分析，更是从和警察们一起吃火锅、喝啤酒、看球赛开始的。他将此种方法概括为“入圈式调查”。他的调查显示：越是低端的、不断流动的站街女或发廊女，受到暴力侵害的几率越高。
　　警察们向赵军慨叹：为了保证服务业发展，警员要进宾馆或大型娱乐场所，需要得到分局领导的批准。而高档一点的桑拿，几乎可以“规范经营”，明码标价、前台结账。警员们的处境是：星级酒店不可随便进入，罚款的压力却并未减轻。到旧民房和建筑工地去查外来工，虽然没有限制，可“除了解放鞋，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些最底层的性工作者，更容易成为查处目标。
　　得不到警方的保护，也就意味着更容易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用赵军的话来概括，“越是地下化，就越容易受侵害。”
　　底层的性工作者生活艰难，青岛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在防艾工作中接触的最贫穷的性工作者，一次交易仅收费5元。而在武汉洪山广场，本报记者取得了前文所言“儿子上大一”的“黄阿姨”的信任，去她家里看看。这个个多次遭劫的女人自认最安全的工作地点，除了一床，惟一的家具就是一张二手桌子上面还刻着“办公室”，寒酸压抑令记者有一种逃跑的冲动。
　　一方面，是最底层的性工作者最容易受侵害；另一方面，对这个最底层的人群实施侵害的，同样多是底层人群。
　　嫖资纠纷，是最常见的血案导火索。在深圳，一个发廊妹的死带给“客人”的收益，是13元现金；在广东河源，一个老翁要将事先商定的50元嫖资“砍”到20元，最终让小姐丧命；在内蒙古某地，“客人”拿不出事先商定的100元，“小姐”提出用3件衣服折抵，争吵最终导致小姐被分尸后弃于水沟。
　　而来自警方的案卷显示，针对小姐群体的绑架抢劫，越来越呈现“专门化”特点。
　　2006年，湖北某地警方破获了一起集团系列抢劫案，主犯经历是：先开发廊“经营”她们，后来索性直接抢劫她们。此人退伍回原籍后没有工作，开设了一个小休闲店，但生意不太好。在平时的闲聊中，他从自己店里小姐口中得知，有些姐妹做生意时遭到过客人的绑架和抢劫，但不敢报案，被劫财劫色，也只能吃哑巴亏。他由此受到启发，开始在网上浏览相关信息。后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黑吃黄”的网站，上面详细介绍了绑架小姐的各种方法、技巧和注意事项，并宣称：采用该网站推荐的方法作案，至少要做50至70件才可能因疏忽被查获。
　　于是，他联络几个无业人员，给他们介绍相关作案方法，实施针对小姐的犯罪活动。

　　“杀了她有什么了不起的？”
　　嫖资纠纷引发争执，争执中动起手来，小姐如果大声叫喊，客人往往更加慌乱而采取过激行为——本报统计的百余案例中，绝大部分显示出这样的事实逻辑。其中七成以上的作案工具是，随手拿起的砖头、水果刀、椅子，包括死者的胸罩。赵军搜集到的案例中，就地取材找东西往嘴里一堵、导致窒息死亡的就有好几例。
　　悲剧往往埋在“小姐”们的出身和性格里。站街女是一些什么样的女人？家庭卑微，小学毕业，“常年东躲西藏的，还要陪笑脸，有时候心里闷得要死。”本报记者在洪山广场访问的站街女晓华说，“有些姐妹认死理，喜欢和人吵。”而她至今安然无虞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上过高中，“对事情看得比较开”。
　　与嫖资纠纷引发的大量过失伤害夹杂在一起的，是报复这群“贱人”的心理。嫖客们购买服务，同时鄙夷服务者的人格。一些人强暴、抢劫这样的女孩，虽然不至于以为在伸张社会正义，但多半没有负疚感和犯罪感。无论是社会文化——道德，还是社会制度——法律，都把她们置于被告席上。令她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弱者中的弱者。
　　在湖北某市，一个绑架小姐的团伙先后作案二十余起，后期开始对受害人实施额外性暴力——比如用牙刷、用打火机。这是超出了绑架、威胁、人身控制的必要性。事后证实：主犯全身长满牛皮癣，年近三十交不到女友，严重自卑。办案警员回忆说：他的供述显示，“自卑心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平衡”。
　　广西的一宗个案中，杀人动机是“小姐”举止放荡，嫖客要为社会铲除残渣；“不就是卖淫的婊子吗？杀了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另一个摩托车行老板基于对“小姐”的极端仇视，先后在丽江杀死5人。
　　2005年8月，发生在深圳的一起惨案更令人侧目。两名“发廊妹”被凶手带到出租屋，案犯向她们的家人勒索钱财，并施以各种凌辱——殴打、轮奸、强迫吸毒、用打火机烧乳房和下体。他们用针蘸上墨汁在她们的额头、乳房、后背上刺下“妓女一号”、“骚货”。
　　在个别地方，记者看到，有的“治安仔”也在对底层性工作者实施抢劫伤害。4月初，记者在华南某省采访，看到如此情景：几个治安队员提着警棍排成一排，像战士冲锋陷阵一般向站街女冲去，不时用铁棍击打地面，口中骂着极其难听的脏话，让记者都感到胆战心惊。连续几个晚上，每当治安队员的车灯闪烁，就会传来几个站街女凄厉的惨叫。有的治安队员将黑墨水或者油漆灌进10毫升的大号针筒，开着面包车来到运河旁边，对着她们的头发和脸部喷射，然后吹着口哨离开。一个站街女告诉记者，去年年底，她的一个同居姐妹在桥头被治安队员追打，被过路的一辆小车当场碾死，治安队员没有承担任何责任。

　　“侦破难度最大的刑事案件”
　　2007年6月，中国妇女网络培训中心在北京和山东胶州地区做了一次“小姐”受暴力侵害情况的问卷调查。“认倒霉”，是调查员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调查中有一个问题：遇到警察，是否会告诉他你遇到了不好的客人？山东胶州的“小姐”中，不到1/3表示肯定；在北京，只有1/20。
　　四川女孩阿玉是接受本报记者访问的一个发廊小姐。4年前，阿玉来到广东东莞，她的梦想很快被流水线上每月400元的工资打破。和多数性工作者一样，她的背后是一个渴望她带来改变的农村家庭。她委身深圳一家发廊，开始了“小姐”的生涯。此后的1年多里，阿玉几次遭到过敲诈、绑架和抢劫。“我一直在忍着，”她说，“如果报警，就算抓到人，我损失更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对卖淫嫖娼可处以10—15日拘留，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这个数字够我做几个月的。”
　　研究者赵军还发现：“妈咪”、“鸡头”、老板，常常劝阻甚至禁止小姐报警——刑法第359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将获刑5年以上。
　　即使是报警，她们也常常提供虚假信息。前文提到的“主犯牛皮癣”案，第3名被抢劫的小姐当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却说是遭人飞车抢夺。警方据此侦查，显然无法及时破案。待到该团伙抢劫、绑架至第23名小姐、并向小姐的老板勒索巨款时，老板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向警方如实报案，这才导致案件的最终破获。
　　报案难，破案更难。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赵军曾经从警，特别能够理解其中的难度和刑警们的苦衷。“可以肯定的是，杀害‘小姐’的案件几乎成了侦破难度最大的刑事案件类型之一。”
　　一切都是假的——假名字、假身份证，籍贯、背景也是编的。从刑事侦查学角度说，侦查对象难以从被害人的利害关系人中确定，串案、并案工作比较困难，侦查效率难以提高，几乎没有实质性线索。加害方和被害方都是流动的、不确定的。
　　在北京市丰台区发生的一起凶案中，19岁的死者曾在当地多家发廊工作，但没有一个老板能说得出她的真实姓名。“说实话，我们招人从不问对方从哪里来。”一位老板说。
　　部分侥幸逃脱的被害者，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被侵害。在赵军的调查中，一个刑警告诉他，为了找到一个当事“小姐”，他从广州到了武汉，然后又去了深圳……而在另一宗连环绑架案中，为了说服一个小姐承认被抢，一位刑警5次赶往她位于深山的家中，每次都走超过两个小时的山路。
　　“有时候找一个受害的小姐，比找一个犯罪分子还难。让一个小姐承认被害，比让犯罪分子开口还难。”这是一个刑警的切身体会。
　　“‘小姐’的钱来得容易，交际范围很复杂，即使把她们杀了，一时也破不了案。”而一名罪犯曾这样说。
　　如果求助于警察可能招致更大麻烦，老板可能息事宁人，亲友也不会对这些“伤风败俗”者伸手——她们能到哪里求助？
　　色情业与黑社会的勾结渊源流长。从本报记者暗访的多处黑道管理者的情况来看，有的公司从小姐的“交易”中抽取高达30％-50％的保护费，有的直接扣押她们的证件，要求定期往特定的账户打钱，有的甚至要求上缴全部卖淫所得，只给她们固定的吃饭、化妆费用。用毒品来控制小姐是黑道的常用手段。
　　赵军认为，非法化、犯罪化的身份，使得她们寻求国家公权救济的动力很弱。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说，这进一步加重了其被害的可能性。

　　评论：一冷一热中的警方角色
　　作者：徐楠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赵军认为，在我国，性工作是非法的，这就为警方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他在调查中发现，其实，只要是“小姐”被害，警方对报案的“小姐”很少处罚。即便是老板报案，也很少处罚。但警方往往不会公开对外发出十分明确的信息——我们不会处罚报案的卖淫者或组织卖淫者。
　　赵军认为，警察在侦办小姐被害案的过程中，了解了大量有关小姐被害的信息，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小姐被害的规律性认识。从加害方动机的形成、侵害目标的选择、作案地点的确定、犯罪手法的运用，到被害方陷于被害情境时的误区、成功回避危险或逃脱被害陷阱的方法，办案警察都颇有心得。在正常情况下，出于预防犯罪的需要，警方会及时将这些实用性很强的信息与方法提供给潜在的被害人群，以利于他们免于被害。但问题是，小姐所从事的性工作是非法的，教授她们如何在性交易过程中避免被害，似有保护、支持、至少放纵非法性工作之嫌，似与警方厉行禁娼的法定职责相悖。
　　在调查中，赵军发现了警方主动向小姐传授自我保护方法的案例。这一处理方法在他看来“令人欣喜”的。比如湖北“7·3”系列绑架小姐案的主办警官的做法。
　　警官们说，为了侦破“7·3”案件，侦查人员在被害人从业的那一片休闲发廊聚集区展开调查，挨家挨户做老板和小姐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打消顾虑，为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还结合“7·3”案件中绑架者的作案过程，给老板、小姐“支招”，以规避从业中的被害风险。例如，小姐跟客人到达包夜地点后，可借翻包、上卫生间等的机会拨通老板的电话，然后再以与客人谈话或自言自语的形式说出准确地点。这样，一旦遭到绑架，警察就能够迅速赶到予以解救。看到警方是真心保护小姐的利益，先后有两名小姐承认曾遭受类似侵害。其中一位曾遭遇绑架的小姐向警方提供了一个手机号码，也正是这个号码，最终导致了整个案件的破获。
　　另在湖北某市，也正是因为派出所的宣传与提醒，令一名小姐幸免于难。此地的公安分局没有像邻近分局那样取缔“一人店”，但就“一人店”的危险向从业人员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此地近年来连续发生小姐被杀的案子，派出所希望她们加强防范，同行之间要相互照应，有事及时报警。社区民警曾着重就此问题提醒过这名发廊小姐。于是小姐与隔壁发廊达成协议，遇到紧急情况就敲打两家发廊之间的木制隔板，相互救助，立即报警。在一人意图杀人劫财的灾难真正发生时，正是邻居发廊的报案和对面派出所警员的迅速到来，令这位发廊小姐幸免于难。事后，这位被扎成重伤血气胸的小姐出于自我保护，拒绝承认性交易的事实。因这一情节不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也不影响对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追究，考虑到被害小姐害怕被警方追究卖淫违法责任的心理，以及她已经受到的伤害，警方没有继续深究这一问题。
　　类似的预防措施，当地警方尚未大张旗鼓地深入展开。警方对此项工作的低调处理和“点到为止”，与集中警力的高调扫黄和“矫枉过正”的取缔“一人店”，形成鲜明对比。
　　赵军认为，在现时的法律政策框架和舆论氛围之下，采用管理、疏导或帮助的方式防范性工作这一非法职业所带来的风险，作为主管机关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防范小姐在从业过程中被害，保护小姐在从业过程中的安全，就是变相保护性产业，是为性产业保驾护航。而后就会以各种理由批评警方治黄不力，放任黄毒泛滥，才导致小姐频频被害。
　　当年为防止性病、艾滋病而推行公共娱乐服务场所100％安全套计划的时候，卫生主管部门也承受了类似压力。好在当时有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主流媒体的声音也是一边倒，加上实施该计划的卫生主管部门并不负有禁娼的法定职责，该计划最终得以全面推展。
　　但公安机关目前所面对的局面颇为不同，尚不具备当年卫生部门所拥有的环境和条件。警方以管理、疏导或帮助的方式预防小姐命案还仅仅停留在个案式的尝试阶段，低调处理和“点到为止”是必须的工作策略。
　　赵军认为，警察向从事性工作的小姐传授降低职业被害风险的方法，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保护小姐的生命和财产，而且还可适当改变警察在小姐心目中单一而刻板的扫黄者形象，从而提高小姐被害后的报案率，促使性产业中的知情者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破案线索，有效打击犯罪。这显然是一件有益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有益于社会治安，有益于公安工作的善举。“生命权无疑高于‘社会风化’，不管权利主体的身份如何。从这一点出发，警方教育小姐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财产，也是完全合法的。这是肩负扫黄和打击侵害小姐犯罪行为双重职责的警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所采取的，最为积极、最具建设性的预防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