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第一次男同性恋者选美活动"中国彩虹先生"上周五在临开场前不久被警方以申办不合要求为由取消。

同性恋从1997年在中国非刑事化，2001年非病理化。不过，社会对同性恋渐趋宽容，但仍属敏感话题。

那么，这次活动突然被取消是否体现了官方对同性恋的态度呢？

中国知名学者，艾滋病问题专家张北川认为，这一事件或许更多应该从缺乏沟通方面检讨。

他告诉BBC中文网，在听说男同性恋者选美活动临时被取消的消息后，他有诸多感想。

他说：“如果事先双方（活动主办者和警方）就具体活动内容等有更多沟通，如果没有炒作，可能活动就如期进行了。”

缺乏了解往往是导致恐惧、戒备、歧视和敌意的主要原因之一。

增进了解

张北川在选美活动举办前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都表示，类似这样的活动有助于增进社会对同性恋文化和同性恋群体的了解和理解。

他认为同性恋者有权展示他们的文化，有权得到社会的尊重。

主办单位负责人张亮说，他们希望透过大赛告诉中国公众，男同性恋者不是精神病和艾滋病带菌者。

他们希望能展示男同性恋者“阳光”和“智慧”的一面。

原定这次选举产生的冠军将代表中国参加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办的世界先生大赛。

在北京的媒体很多派记者前往活动地点采访报道。据主办者介绍，可容纳2百人的场地在活动开始前已经爆满；即使活动被取消后，还有不知情的人陆续前往。

从某种意义上讲，警方取消男同志选美活动时表白并非出于反对同性恋，而是因为程序细节原因，如果从一个侧面表明反同性恋或许可以归入政治不正确，但同时也体现了一种“钝钝的歧视和抵制”。

张北川认为，人们对同性恋的不接受、担心和害怕，根源还在于缺乏了解和理解。

进步有限

同性恋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属于敏感议题，甚至是禁区。而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因地区和群体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男同性恋者选美活动组织者之一小刚表示，虽然近年来在大城市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好转，但一些小城市的进步有限。

“彩虹先生”比赛的许多参赛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不愿意使用真实姓名，大赛网站刊登的参赛者照片旁边也只有他们的英文或汉语拼音名字。

据张北川教授介绍，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由于经济发展迅速，信息流通程度和知识传播范围比1979年前大为提高，近年来一个较独立的公民社会也在成型。

这些因素都推动了中国社会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

中国官方对同性恋的态度在“非刑罪化”和“非病理化”之外，一般是不闻不问也不鼓励。

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日益成为公共保健的一大威胁，在涉及艾滋病防治的话题时，官方的表态中也更多关注到男同性恋群体。

张北川认为，去年12月云南大理的“男同志”酒吧开业前，曾由当地卫生官员从公共教育、疾病防治等方面对此作了积极表态；之后，官方《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也从保障人权和公共健康角度对关注同性恋群体权益问题发表了积极的评论，这两个事例在他看来足以表明“官方态度”。

权益保障

中国知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教授曾多次为中国同性恋群体的权益保障作出呼吁和政策建议。

她估计中国有将近4000万名男女同性恋者，占人口的3%.

从立法的角度，多次呼吁立法承认同性婚姻的李银河教授认为，政策和法律，以及体制性的反应通常落后于民间潮流。

在社会开放程度领先全国的广东省，同性恋群体的社团等基本上可以和其他民间组织一样在公共媒体亮相，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根据不同时期的调查研究，目前中国同性恋者，尤其是年轻人，受到的最大压力还是来自父母、家庭，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要生孩子延续香火。

另外，对同性恋缺乏了解，造成很多误解和不必要的恐惧，比如认为跟喜欢男扮女装的人交往会染上艾滋病。

跟西方一些社会相比，中国式歧视较少暴力，更多是拒之千里之外的疏远冷落。

张北川教授指出，保护同性恋者权益是个多层次的工程。

但是，在政策上可以做也应该做的，首先是制定反歧视条例，而且可以借鉴保障男女平等、保护残疾人权益、保护少数民族不受歧视等现有的政策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