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的自述——“同性恋治疗”个案之一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也是在爱白社区里面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归属感的G。

　　我在沈阳读大学。从乡村走出来上大学，对于我认识和了解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也是条件。因为高中时候的我，就像蚕茧中的蚕，生活在一个无知而封闭的世界里面，很痛苦。

　　我对自己真正的认识，始于2003年冬天，当时，我读大学二年级。

　　大学当中的无聊和烦闷让很多人学会了上网和游戏。我不会玩游戏，因此我每每去网吧，除了查找点资料，唯一可做的就是浏览一些知名网站，和同学聊聊天。有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爱白（当时的爱白还不是现在的版面，最早接触到的是星星的问答）。我当时很敏感，感觉自己的性倾向是最大最大的问题，也是难题。在那个时候，传统和封建的思想在我的脑海中还比较根深蒂固。我不能确定自己，我连自己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明白。我有种强烈的愿望去求证：我到底是谁？我查询了好多有关同性恋爱的资料，登录过很多这样那样的网站，鱼龙混杂。对于它是否可以根治，网上众说纷纭，却仿佛都可以自圆其说。我想到了寻找权威，来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想到了著名的Y大学。它也坐落在沈阳，设有历史并不短的附属心理医院。从网上记下医院地址后，我便开始了一条自称为“回归本我”的路。因为当时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性倾向和别人不同，是属于性心理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

　　在十一长假，我独自乘公车到了心理医院。我在外面徘徊了很长时间，才鼓起走进去的勇气。因为是国庆节，我只找到值班的一位老大夫和一位年轻的医生。我从没有把那“可怕”的三个字说出口过，无法启齿，只搪塞说自己有些问题很困惑，想同老大夫仔细谈谈。他好像很不在意，说有什么问题在那里直接说就可以了，但大庭广众之下，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最后，他像看穿我心思似的问道：“是些年轻人之间的事情吧？我老了，解决不了。”教我不知如何是好。然后他建议我去Y大附属第一医院的心理门诊，那里休假期间也会有人出诊。

　　在Y大附属第一医院，首先和我谈话的是一位年轻的王医师（化名）。他听完我的陈述之后，并没有丝毫的诧异。他说话的语气很柔和，我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亲切而又感动！他告诉我，对这个问题不要太心急，他需要和另外一位有经验的专家商量。

　　于是，我请假在一个个寒冷的早晨或中午往Y大跑，几经挂号排队，终于见到了这位梅教授（化名）。

　　梅教授是位老医生，态度和蔼可亲。他的指点苦口婆心，还说医治过很多和我一样的病人，曾经有一对东北大学的女生，彼此恋得非常深，难以自拔，因此痛苦万分，后来经过他的治疗，两人分开了，现已各自结婚生育。我当时渴望变回“正常”的决心十分强烈，对教授说我为此什么都肯做，也愿意做。梅教授对此给予了肯定和赞许，他说在十个同性恋的人当中，能够有我这样的决心去改变的，只有两到三个，而决心正是我能改变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条件，“要医治同性恋最重要的就是心要直，因为没有一种求直的心态，很难想象会取得进展”。我很同意他的话，因此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他谈到了认知加行为疗法，而我认知阶段已经很成熟，接下来需要在行为上给予矫正。他说，他曾去过美国，看过美国的心理医师对同性恋的治疗，即采用电击或其他由强烈刺激产生疼痛、令人难以忍受的方法，使人逐渐矫正；而在国内现有的条件下，这方面是很不完善的。因此，他教我厌恶疗法。[编注：美国心理学协会已于1997年通过决议，禁止以包括电击在内的任何方式“治疗”同性性倾向。违犯的医师将被吊销行医资格。]

　　梅教授建议我找一些橡皮筋戴在手腕或手臂上，条件允许也可以在腿部套上橡皮筋，当对同性产生一丝丝冲动的念头时，就要弹起橡皮筋击打自己，想得越厉害就要击打得越强烈。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需要恒心，需要不怕苦。同时，教授建议我逐渐培养对异性的喜爱。可以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海报、贴图之类，学着去欣赏女人的温柔娇媚，去欣赏美女，直到完全的接纳。同时，他还给我开了一种抗忧郁的药“百忧解”，后来由于我支付不起“百忧解”昂贵的价格，又开了另外一种抗忧郁药（我服用后产生了明显的不良反应，便自行停药了）。我当时像见到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我面前坐着的是一位权威啊！回到学校，我第一件事就是买来一打橡皮筋——女孩子扎头发用的那种。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对自己的惩罚。由于我每天都戴着那个东西，而且击打自己的时候不会有很大的声音和很夸张的动作，因此在课堂、自习室和宿舍里，我都会在自己有冲动的时候对自己施加这种毫无意义的折磨；有的时候，会用手指掐的方法代替击打。我的手腕和手臂常常红得一片一片。寒假回到家中，我仍然那么做。那段日子很痛苦，日记可以作证。但决心大过了所有的困难和痛苦，我一点不想退缩。

　　在自我惩罚的同时，我去过Y大学几次，那是去和医生讨论进展，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听一听医生的见解和分析。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当时总感觉到自己慢慢对异性产生了好感，并为此高兴和兴奋。现在想来，那种感觉只不过是自己的幻觉罢了，因为一旦拿到现实中来，一旦碰到了和同性有关的、让人自然产生性冲动的东西或事情，我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努力给自己筑起的那道防线，就比无用的马其诺防线还要脆弱，现实对它的攻击，就像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般的容易。我根本就无法用理智去掌控它。那只会叫我更加痛苦！

　　于是我写邮件给星星，请求他的帮助和指导。星星的回答总是言简意赅，他很懂得人在这时候的心理。当我看到那短短的一行“不论你能否接受，性倾向不可改变，不接受的结果，只会令你痛苦”，我感觉到了所有希望的破灭，我陷入了巨大的空洞、一种精神危机之中……但现在回头，让我深入到心灵深处去细想当时的心理感受，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却又不是完全崩溃，反而有种坦然的影子。这是我最初的心态，是传统、新认识和“权威”指导的混杂。

　　我继续和星星通邮件，我把自己幼年的经历（和儿时的女性玩伴之间的性接触，当时确实有性的冲动和勃起）告诉星星。但星星的回复说，这只不过是性意识的萌动，并非性倾向的表征，进入青春期之后，我还是会很自然地开始欣赏和喜欢接近同性的。当时我半信半疑，觉得如果我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会失去很多——亲人、朋友，还有曾经设想过的美好未来。我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啊！现实的压力把那一丝坦然的影子驱赶到了心灵最阴暗的角落。那时我陷入了低潮，我认为我很孤单，我跟他人不同得太“过”了，我的命运注定改变，我很惶恐。接下来的邮件交流中，我谈到了自杀。星星那次邮件回复得很长，也很认真，从国内心理学界一些学者教授与国际心理学界的断代，谈到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再到中华精神科学会在2001年对同性恋的界定……我认识到了自杀的荒唐和不可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开始质疑我所谓的权威，我开始认识到周围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我知道了我应该理智，不能冲动行事。

　　2004年3月17日，我又一次前往Y大学的门诊。这次我找到了见过一面的王医师，因为他还比较年轻，和星星谈到的“断代”问题没有多大的关系。当时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一是如果厌恶疗法可以治疗同性恋，那么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使一名异性恋者变为同性恋或至少是双性恋，对吗？他回答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双性恋的倾向，那些异性恋的人是因为某一方向的性欲望被压制住了，因此在理论上是可以改变他们的。另外，我问了他关于中华精神科学会对同性恋的界定，他说他是参加了那一次讨论研究过程，并提供了同性恋相关诊断材料的。虽然他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既不说精神科学会是正确的，又没有为本医院的疗法辩护，他有一句话我却记得清楚：“各家有各家的观点，这个问题要看你自己去相信谁了，”说话时态度很温柔，并没有强硬和厌烦。他还对我说，不要刻意压抑自己，学会去爱自己。（或许是因为我当时正错误地认为自己经过了长时间的改造，已经对异性产生好感，并告诉了他；又或许是因为他看见我知道了医学上对此的界定，而不能够再“利用”我的无知。）他说，毕竟，对异性有一丝丝的好感，也足以让自己过上正常的生活。他说的这些话，与梅教授的观点不完全相同。现在想想，梅教授和王医师一开始要我用厌恶疗法，或许是因为在中华精神科学会的诊断标准当中，还保留着“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这个诊断类别吧！（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并非在为他们开脱。）当时我确实对他们说过，如果我不能改变自己，我难以接受。

　　4月初，星星到了中国，我和星星通过一次电话。困惑我的问题有了答案，那次我知道了：你走在大街上，别人不会看出你的性倾向是什么样子；很“男生”的感觉根本就是个荒唐的定义……而这些，曾使我极度自卑。那次电话后，我在日记中写了八个字：

　　积极 向上 健康 乐观

　　之后直到现在，我没有去过Y大学的附属心理医院。

　　现在我逐渐学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面对周围的环境。尽管真正接纳自己、适应自己的路我才刚刚开始走，但我有信心走得好。我很自豪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就像星星说过的，它给了我一个从不同角度看世界的机会，它给了我更广阔的视野。我想对所有还和以前的我一样，在痛苦边缘徘徊的朋友们说：性倾向是天生的，是不能被改变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不正常，要学会爱自己。

David
05.3.6 沈阳